邓小平点燃改革开放的“三把火”

2020-05-08 22:54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为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曾说:“我是到处点火。”1978 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三把火”,即邓小平1977年11月的广东之行、1978年2月初成都之行和 1978年9月的东北之行谈改革。

第一把火:“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此时的邓小平已经73岁高龄,他在全会上的讲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人,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外出视察就选在广东,总设计师的第一把火,也就点在了广东,点了一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火。

当时,广东逃港现象比较严重,听说边防部队阻止不了偷渡逃港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明确表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建议,可以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可进口一些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 前,全国侨汇才三亿美元,现在广东就有四亿多。所以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作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他还提出要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这表明,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冲破闭关自守状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还谈到了发展旅游事业问题,他说:“有位华侨对旅游事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广州,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外国人不搞这一套。他说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用这些外汇进口大中型设备有什么不好?‘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二年就赚回来了。当然还要搞些飞机、汽车,修点道路,还要保障安全,也不那么简单。”  

邓小平谈得最多的还有政策问题。他谈到,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他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邓小平让广东“不要等中央”,相当于给了广东一把“尚方宝剑”。

邓小平的谈话所涉范围全面,包括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他的谈话针对性也很强。

在起草叶剑英在军委全会上的主题报告文稿的过程中,邓小平说:“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还可以,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应有长远考虑。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这一提法,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口号了。”

在广州,邓小平还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在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说:“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他批评说:“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邓小平说:“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

在谈到口岸工作问题时,邓小平说:你们是第一个口岸,然后才是上海、天津等地方。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3000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广东、福建还有个侨务政策问题,中央侨委建立后还要研究。他在听完汇报后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1978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要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以进养出。他的大力支持给广东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启发。1978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 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的改革开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第二把火:“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

第二把火,邓小平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四川省委负责人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

当时,四川农村一些地方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等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所以,四川的农村改革走到了全国前列。

邓小平对农村建设也作了具体指导。2月2日,邓小平同中共广安县委干部谈话,指出:水利基本建设,要不间断地搞才行。农业生产怎样,要看政策对不对,还要看基本建设搞得好不好、过不过得硬。还说,种子很重要,要建立培育种子的基地。种子要经常更新,否则就退化了。

此外,邓小平还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要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两把火”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和肯定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如巨石激起千层浪,如春风吹醒了冬眠于“两个凡是”的人们,如磁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领域的人们在思想上逐渐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此时的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改革的“第三把大火”。

第三把火:“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的东北之行,行程安排极其紧张。9月13日下午5点,在辽宁省谈到本溪钢铁公司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到发达的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短短几句话,尖锐地批评了故步自封、爬行主义的做法,给了本钢同志极大的启发。

9月14日凌晨,邓小平一行抵达黑龙江。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专列径直开往大庆油田。大庆,邓小平来过多次。这一次他又来到了油田工人中间,详细地询问工人们对国家建设的想法,深入地了解民情。第二天,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常委的汇报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是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这段话实际上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考虑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这对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思想触动很大。

离开黑龙江,邓小平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吉林、辽宁、唐山和天津。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老是很低,我们就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话让与会同志心中被压抑十多年的激情喷涌而出,响雷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

9月18日,在鞍山钢铁公司,邓小平提出: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凡是引进的必须是革命,不是改良。所谓的革命,就是不要修修补补,要把真正先进的技术引进来。鞍钢改造,要革命,不要改良,要使鞍钢成为老企业发展的样板,要把指导思想搞清楚。

在沈阳,邓小平动情地对辽宁省委的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说:“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起码要表现出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他们快。”这些话振聋发聩,是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动员令。东北之行,邓小平讲得最多的一次是在吉林长春。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曾回忆说: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所以说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的工作,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的“三把火”点燃的就是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光明之火,点燃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把火。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确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政策,此后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作者:刘秀中,工作于邓小平故里管理局。此文转载于《纵横》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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