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振兴：龙头引领+减税普惠

原标题：实体经济振兴：龙头引领+减税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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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

实体经济如何振兴一直被广泛关注。一方面决策层多措并举力促振兴，但另一方面实际效果不是十分理想，那么究竟从哪些方面入手会更加切合实际呢？

相关受访专家表示，实体经济振兴，可以从行业龙头引领产融结合入手，解决产业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应该从普惠减税支持入手，真正地“让市场主体能有切身感受”。

行业龙头引领产融结合

近年来，由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快，大量资本流入虚拟领域，造成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血”问题。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在30%左右。同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2012年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5年超过140%。

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政策层面频频释放信号，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有望进入良性互动的“磨合期”，而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全球性难题面前，行业龙头应有所作为，伊利探索出的“核心企业承担实质性风险责任”产融结合模式，不仅能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能带动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

“我国正常的银行借款成本年利率仅为4.35%，但事实上，多数实体企业很难拿到这样的低息贷款。”据潘刚介绍，实体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稳定性较差、市场风险高，一般大银行都存在“惜贷”现象，很多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渠道来融资，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利率，加大了债务负担和经营风险。

用一条产业链贯穿从牧场到餐桌，潘刚身为中国乳业龙头伊利集团的掌门人，将上下游合作伙伴们面临的融资困境，都沉沉放在他的心头。

据潘刚介绍，伊利的上游牧场融资以民间拆借为主，少部分能获得当地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的支持，融资成本大概在12%~15%；下游经销商在银行的综合融资成本为10%~12%，在其他机构如小贷公司、民间机构的融资成本高达15%~18%，财务成本已经不堪重负。

小有小的苦恼，大有大的愁烦。对于大型实体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面对动辄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上百亿元的资金需求，如何拓宽有效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也是重要问题。而那些实业界的优质上市公司，近年来又多了“恶意收购”这样一重凶险。

据潘刚介绍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共发生举牌事件次数160次，涉及87家上市公司，2016年虽相比2015年稍有减缓，但举牌事件也达到128次，涉及74家上市公司。其中一些“野蛮”资本方在控股之后很快“变脸”，给这些上市公司屡屡造成管理层震荡，原有经营思路被切断甚至反转。

潘刚建议，我国“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包括：推进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加强债券市场“矩阵式”发展，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等等。

对于融资无门、不堪高利率重负的中小微企业，他则建议行业龙头应有所作为。“由我们出面，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或提供保理服务，目前我们产业链金融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不到9%，而且无需任何抵押。”据他介绍，伊利探索出的这种“核心企业承担实质性风险责任”产融结合模式，不仅能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能带动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

减税费要普惠

除了行业龙头引领产融结合外，普惠式减税也十分关键。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于2016年上半年在全国4个城市采集了100多个样本，4个地区调研结果基本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然而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有66家企业亏损，比上年多20家，亏损额1184.1亿元，比上年增亏143%。

高成本时代的确已经悄然到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近年来土地成本、高房价带来的土地租赁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环保成本，以及融资成本、知识产权成本、非税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都全线面临上涨压力。所有这些成本的上升，都会侵蚀企业的利润空间，有些企业消化不了，就难逃破产淘汰的命运；有些企业虽然勉强维持，但也会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昭信企业集团董事长梁凤仪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实行低税费制应普惠到每个经济实体。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随着成本的不断上升，企业盈利不断下降的大环境下，“降税费、强实体”的低税费制，已是经济全球化竞争，做强中国实体的需要。当前，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调子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以腰斩一半的低税费吸引美国制造业的回归，而中国实体经济则面临全球化经济成本的肉搏比拼。“强制造才能强经济”的共识已达成，如何突破高企的制造业成本瓶颈，一方面，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设备的升级改造，去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实施财税改革，特别是税制改革，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低税费”税制，让更多的实体企业受惠，调动一切发展热情，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中。为此，梁凤仪具体支招如下：

一是大力推进“营改增”的执行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当前，由于部分企业还沿用营业税6%的征收办法，规范的企业没办法拿到合规的增值税发票，抵扣额不足，致使“有法可抵”，但“无票可抵”，这是造成“获得感不强”的原因之一。其二，服务运输等行业，“营改增”后税负减少不明显甚至上升的现象，是“获得感不强”的原因之二，所以，要对服务业、运输业等允许扩大工人工资等方面的抵扣额，弥补上升的税率，创造合理、公平的税务环境，是当务之急。

二是改革印花税，取消采购环节的印花税和借贷环节印花税等多项印花税。企业在材料采购上，产品还未出售，有的材料可能不能形成产品就要征税，产品卖出又再征税，可能企业制造过程中出现订单取消，但材料已纳税，致企业成本无法消化等现象。在实体企业超过6个以上的环节征收印花税，其中银行借贷、材料采购、产品销售、账本管理等环节都要征印花税，加工企业更是高达3‰的征收比例，所以，建议应考虑采购材料环节印花税、借贷环节印花税的合理性，有计划地改革印花税。

三是改革以工资为基数的缴费计算依据。当前，以当月实际工资为计算缴费标准的，除社保基金缴费外，还有残疾人保障基金1.5%、工会费缴费率2%，这些收费的比率虽然多年无调增比例，但随着工人工资的调增，其绝对数是年年递增的，特别是残疾人保障金，有的地方强制收取，有的地方被企业抵制后，缴费后返还，这都是为了要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不如把标准降下来，让企业有真实的获得感。如此种种的现象表现，会感觉到“费在年年递增”，因为只要增加工人工资，各种“费”便应声而增（指绝对数）。为此建议，相关部门要重视这方面的基数标准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