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少数民族古籍 补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水文

彝文

展览现场，观展者在仔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于进/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蔡若愚

像画画一样的东巴文，像是汉字重影的西夏文，形式优美的水文，形似一笔成串的蒙古文……这些少数民族文字本身或成天书般的存在，或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逝渐远，如今还要将承载这些文字的古籍修复，修旧如旧，及至翻译，这的确是一件化腐朽为神奇的事！

7月25日，站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的展览现场，你会情不自禁生出这样的感叹，而当你了解到“神奇”背后的艰辛与汗水，你一定会更加肃然起敬。

被媒体誉为“民族文化基因捡拾者”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晓东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确实相当不易，需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清贫，凭借“一份爱，一份热情，一份责任”，才能将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将这份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留存给世人。

中国红里

此次北京展是继广西、新疆、云南之后，“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的第四站，展出时间为7月25日~8月4日。

来到这里，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字字珠玑”。展览精选了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原件共计178册（件），其中大多数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的珍品。在国家博物馆北4展厅，55个少数民族的修复古籍按照文字种类一一陈列。如：东巴文和彝文属于不依傍其他文字而独立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西夏文、古壮文、布依文等，都近似汉字的方块字，属于仿汉字创制体系；藏文、傣文则属于印度字母体系文字。本次展览展示的文种共计18种。

大厅南侧，31幅展板拼成一面长墙，展出了3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并叠放了30多年来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大型出版成果16种、1000册。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观察到，此次展览以红色为主基调，暖融融的中国红背景中，无论是一卷卷、一页页修复后泛黄的古籍，还是贴在墙上的金黄色说明文字，都体现了配色的匠心。也许正如展览前言所写，少数民族古籍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对于全面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更多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意义。

最大成就

“民族遗珍书香中国”巡展只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集大成成果之一。在李晓东看来，从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1989年正式更名为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30多年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从无到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政策法规和文件的丰富体现；人才队伍的建设；大批少数民族古籍实打实地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一批国家级重点文化项目的推出；信息化、规范化建设；积极的宣传工作……每一个单拎出来都能说上一天。

因此，在此前一周的媒体通气会上，见证这3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成就的李晓东，尽管屡屡以“令人震撼”来省略带过，还是超过了介绍时限。主持人感叹：“如果让晓东主任继续讲下去，她会流泪。”

这份热爱也体现在很多古籍工作者身上，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公室主任韦如柱是其中的典型。1993年，中央民族大学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开设民族古籍与文献专业，当年招收了22人，但如今，22个毕业生只有两人还在民族古籍领域工作，韦如柱就是两人之一。他在少数民族古籍领域一干就是20年，见证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逐渐为国家重视并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韦如柱看来，3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最大的成就是这项工作进入了国家发展规划的层次。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项目为例，该项目在“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中均有体现，目前还在申报“十三五”相关规划。韦如柱认为，进入国家规划，说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国家视野；屡屡进入规划，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而国家重视了，会带来更多关注、扶持和经费投入。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30多年来，从结绳记事、说唱口传到碑铭、石刻，从贝叶经文、竹木简牍、丝帛素书到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经、史、文、哲到天文、地理、医药，从契丹文、西夏文、察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文字古籍，一大批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正在国家的重视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的努力下被挽救。

人才难题

东巴文，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它有1400多个单字，词语丰富，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记录复杂的事件，还能写诗作文。但时至今日，如果没有老东巴的解读，外人看东巴文就像在看无字天书，更毋庸说看东巴古籍了。

据李晓东回忆，十余年前的酷暑，一位70多岁的东巴古籍传承人为了修复东巴古籍，在中央民族大学一间无空调的房间里一住就是3个月，得之其不畏艰辛的修复整理，东巴古籍最终幸运地为后人所知。但在回家半年后，这位传承人就去世了。

这就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面临的残酷现实之一：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就像非遗传承人一样，如果没能在其生前及时保留下有形材料或是相关技能，很有可能一个人的去世就带走了一种语言。

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又是一个异常清贫的职业，业内流传“三苦”“三无”，即“艰苦、清苦、辛苦”，“无名、无利、无权”。在这个行业内工作，需要有极大的热爱，还要耐得住寂寞，这就使得人才匮乏成为这个行业的一大难题。

韦如柱给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有5000万册古籍，其中有30%也即1500万册左右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进行修复。而国内达到专业修复技术水平的成熟人才不足400人。对于这些专业人才来说，破损严重的古籍，一人一天能修复不超过2页；一般破损的古籍，也不超过10页。这就意味着，要修复完这些古籍需要近200年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那剩下70%的古籍也在破损中。

这是古籍修复的整体状况，少数民族古籍的情况与之类似，甚至更糟糕，尤其在后续的翻译环节，不同于汉字古籍可以直接进行翻译，少数民族古籍的翻译过程通常需要“五对照”，即在翻译时并排列出5行，分别是少数民族古文、少数民族现代文、国际音标、汉字直译和汉字意译——这也代表了少数民族古籍翻译的5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对应一项技能。“汉字古籍通常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但少数民族古籍的翻译通常需要几个人通力协作。”韦如柱坦言，他自己工作了20年，还不能独立完成少数民族古籍翻译。

上述这些情况，都亟待进一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7月26日，时隔7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上，李晓东展望，要积极依托建立在西南民族大学的“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采取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分层次地开展古籍人才培养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