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疏”“放”结合方能根治

原标题：大城市病：“疏”“放”结合方能根治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赵超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变农业国家为工业化、城市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将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类居住模式。中国城镇化，作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过程，一方面，城市化水平已经迅速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6年的57.4％；另一方面，城镇化也导致了一系列诸如农用地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城市住房短缺、交通拥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城镇化已经列入到2020年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然而，中国城镇化过程究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是政府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中国趋向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是多少？哪一年将可能基本完成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城镇化进程，如地下管廊、海绵城市、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哪些是最紧迫需要建设的内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顾朝林。

“热”推动需要“冷”对待

在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中，三个热词不可不提：特色小镇、地下管廊、海绵城市。各层级、各地区都出台若干文件推行这三项工程建设，并辅以国家财政支持。而顾朝林在这一番“热闹”的背后，表示一丝担忧。

住建部7月27日发布公示，拟将全国276个镇认定为第二批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2014年在杭州云栖小镇首次被提及，后2016年住建部等三部委力推，这种在块状经济和县域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创新经济模式，可以说是供给侧改革的浙江实践。当前全国有不少于17个省市区出台了培育特色小镇的各类政策文件，也开始了不同形式的探索。

在全国掀起热潮的同时，一些“跑偏”的行为也逐渐显现。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此前对媒体表示，对于当前出现的一些不当倾向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警惕，及时加以纠偏规范引导。比如，不能演变成为政府的任务工程，只以特色小镇的数量、投资规模等指标性要求来进行考核，产生拔苗助长的效果。再比如，不能以发展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

顾朝林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首先，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更不是行政镇，3平方公里面积，有发展经济的特色资源（资本、区位、人才、技术、政策等中的一个要素），投资规模50亿元以上，3年完成开发。其次，从规划和土地管理层面看，目前很多特色小镇都在‘违规违法’，干成了补规划、补用地指标。据此，可以说，这是开发经验丰富的次发达区，突破发展规划约束，借助外力推动本地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顾朝林认为，“最适合开发特色小镇的不是深圳、厦门这样的经济特区，而应该是浙江嘉兴市嘉善县这样的次发达区。”

“地下管廊建设是富人工程，每公里造价上亿元，对于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更多民生工程亟待建设的中国来说，并不适合大面积铺开。”顾朝林如实说，“而海绵城市并不能解决城市缺饮用水的问题。美国政府最大的支出除了军费外，就是饮用水方面的投资建设，而我国这方面还远远不够。”

相比地下管廊和海绵城市，中国最需要重视建设的是饮用水系统工程和城市垃圾处理。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城市已经是“无垃圾城市”，我国宝岛台湾的台北市也进入“无垃圾城市”行列。什么是“无垃圾城市”？就是城市每天制造出的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中95%被“再循环、再利用、再制造”，5%被填埋或焚烧处理。我国城市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做好了，才真正体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理念，也开发了数百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城市矿山”，顾朝林如是说。

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或将达到75%呈稳定饱和状态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城镇化水平通常是指城市或城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其中,人口数据均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中国城镇化过程究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是政府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中国趋向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是多少？哪一年将可能基本完成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就这些问题，顾朝林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成“S”型，30%以下增长缓慢，30%~70%之间呈快速增长，70%以后出现滞涨。然而，尽管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城镇化水平是重要参考指标，但并不是说，城镇化水平高，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高，比如委内瑞拉、阿根廷、蒙古国、朝鲜的城镇化水平都达到70%~85%，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明显低于我国。所以说，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或现代化，也不一定盲目、片面地追求急速的高水平城镇化。

在他刚刚发表的论文《中国城镇化2050：SD模型与过程模拟》中，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计算得出，中国城镇化至少还再需要20年以上才能基本完成这一过程。“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化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社会过程，不是政府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顾朝林表示“运用1998~2013年数据和系统参数进行中国城镇化过程多情景模拟（2015~2050）显示，中国趋向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是2035年左右达到70.0%~72.0%；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中国也将进入稳定和饱和的城镇化社会状态。在长远的未来仍将有20%~25%的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顾朝林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彼时的农民，已不是当下的农民，而是已经掌握先进农业科技的现代化农民。

大城市病，是发展产生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而每每有关直击大城市病的文章，常常在网络上成为“爆款”，人们对于大城市的爱恨交加可见一斑。

2015年7月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

顾朝林认为，这些大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遇到的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化解“城市病”，不需要通过“堵”和“控”才能解决，更有效的办法是“疏”和“放”。正如历史长河中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一样，通过发展，找到“疏”和“放”的机制和机理，问题也就引刃而解了，而且不会产生“因噎废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根据联合国2015年世界城市人口数据，东京是第一大城市，人口3720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东京目前人口在3800万~4500万之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疑是东京，但东京的发展有目共睹，并没有因为二战被炸毁或人口涌入不发展，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征收高额购车税费、提高停车费、加大违章停车处罚力度，适度提高私家车运行成本等方法很好地治理了交通拥堵。”顾朝林如是说。（本栏目由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提供专家支持）